毫无疑问，对于地方政府来讲，将GDP与民生问题分出先后的表态是需要勇气的。但其实，民生问题与GDP发展，本不应作为两个独立的问题来进行排序，这种排序的出现，基于的是地方政府在认识中还存在着对两个问题理解上的“窄化”。 一方面，地方政府多将民生问题理解为生活方便程度层面，缺少在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上的考量。而在GDP的理解上，又一味依赖出口与投资，使GDP发展中的保障民生作用无用武之地。如果地方政府更多一些大局上的考虑，会发现GDP发展与民生问题的突破点是共同的———居民收入的增加。 比如，日前国家统计局相关官员就表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还比较慢,居民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较低。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为35.3%，低于美国的70.1%和印度的54.7%。这样的统计结果，不管是从民生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看，都是不乐观的。而居民的消费支出过少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保障的不到位，另一方面也是受困于收入的局限性。 最近，据人民日报社记者多地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不仅仅是新闻，更是赤裸裸的现实，是最突出的民生。想解决这样的民生问题，就不能将GDP割裂出去，而是要转变GDP的增长方式，让GDP的发展与民生问题合二为一。 [阅读全文]

以水务方面的改革来看，争议的焦点停留在公共事业市场化的程度。市场化到底是会进一步为公共产品的供应提供保障，还是会消弭了水电等费用的公共属性？其实，这并不仅是市场化的问题，而是如专家所担忧的，市场化中是否存在政府责任的撤离。没人说公共产品就一定要等于政府产品，真正能保障其公共属性的不在于是否市场化，而在于政府责任于其中是否具有控制力。 但是，毋庸讳言，政府责任的操控并不让人满意，直接层面的原因，或许是如专家分析的那样，由于当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越来越不愿意对水务进行补贴。如果政府只是将市场化当作缓解财政压力的“缓兵之计”，得到的恐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也将进而导致民生保障的缺失。 然而，在改革进程中，政府所遭受的阻力，却并不仅仅来源于责任的伸缩，更深层面的原因在于民生对公共事业市场化的承受能力的不足。现今，居民贫富差距较大，大部分民众家庭收入较为拮据，以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无法承受政府对公共事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所付出的成本。 [阅读全文]

城管在工作中受伤，绝大部分是因为有商贩暴力抗法；而摊贩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是否受伤，这与是否暴力抗法的关系似乎要基于一个前提，那便是城管不会主动出手打人。但是，在近些年的新闻众生相中与民众的日常见闻中，似乎无法得出一个有利于城管的前提。现在广州城管撇去前提不谈，只拿人数做对比，其逻辑似乎是，别人打我的时候，谁伤多少我记得很清，我打别人的时候，谁伤多少我偏不说。 这两个数据，显然是不具有任何可比性的。但是，广州城管偏偏就这么比了，按照这位副主任的说法，是要让市民们懂得不能仅有“廉价的同情心”。但广州城管恰是被这个“廉价的同情心”俘获了，甚至是在与摊贩争夺这份公众的同情心。似乎公众因为商贩弱势而同情商贩，就是“廉价的同情心”；而因为城管容易受伤而同情城管，这份同情心就“昂贵”了起来。 广州城管用内在有偏的数据对比来向公众示弱，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其不得不面对的公共形象公关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最令人担忧的，或是其潜意识中，还是在为执法暴力找一些看似合理的由头。然而，对于理性的公众来讲，城管受伤率再高，也无法成为其以暴制暴的借口。 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抗法受到伤害，我们倍感痛心。民众绝不会因为商贩是迫于生计便为他们的暴力抗法叫好。同样的逻辑，民众更不会因为城管是自称的“弱势群体”，就赞成他们暴力执法。 [阅读全文]

如果公民能够通过听证等程序有效参与公共事务，是不会有闲心跑到大街上去表达异议的。事实上，所谓的听证，并不是针对民意的“广泛”，换句话说，对于民意来讲有些过于“广泛”了。 兰州市政府法制办组织的听证会的构成人员是“法学专家、企业代表、车主代表、市人大法工委、市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市发改委等部门”。从这一构成中不难发现，所谓听证，似乎只是为了让收费看上去更加符合程序，甚至可以说是为路桥费的通过而安排的工程兵。淹没在一堆政府部门中的“车主代表”的比重与话语权可想而知，民意已经成为了行政政策推行上一个分外漂亮的花瓶。 最后，这一所谓“广泛”的听证，自然就得出了“各方代表普遍认为，兰州市继续征收路桥车辆通行费，既符合国家和省的法规政策，也有利于兰州市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结论。其实，这样的结论并不难得出。只要让反对派的样本足够小，甚至让反对声音无话可说———这并不比20年收费期限的“科学计算”困难。 统计学普及读物《统计数字会撒谎》指出，如果一项结果基于足够小的样本，几乎可以让检测者得到任何想要的结果，譬如只抛10次硬币，8次正面朝上，就据此得出正面朝上的概率是80%的结果。可悲的是，这样初级的把戏一次又一次在民意听证上被使用。当然，民意的检测需要通过样本，也无法保证所有人都赞同，但若在一项制度的听证中，民意样本少到可以忽略不计，所谓听证的可信度必然要大打折扣。 自从燃油税改革以来，个别地方政府在路桥费的文字解释上可谓费尽心机，但这种繁复的文字修辞功夫，显然没有兰州市私家车主打出的标语来得直接。民意不见得都是绝对正确的，但民意的崛起，至少在提醒我们的行政分支，民意已经再也不是可以随意挑选的硬币。 [阅读全文]

我们不妨看看国家发改委当时是如何解释“裸油价”的，发改委价格司副司长许昆林表示，以北京市93号汽油为例，93号汽油含税零售价格为每升6.37元，不含税价为每升4.25元。姑且不考虑7月以来的油价上调，这份“裸油价”便已经高出“出口价”将近一倍。 按照中石化专家本次的回应来看，所谓“出口价”，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裸油价”，原来无从与国外对比的“裸油价”，这次可真是彻底“裸”了。当初宣称的国内油价低的言论，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再回过头看所谓“可比性”油价，不知道专家们又该如何解释国内“裸油价”之高与“出口价”之低呢？可笑的是，同样由中石化专家先后抛出的“裸油价”和“可比性”两套说辞，简直是在自己对自己扇耳光。 在国内油价虚高的争论中，便有人指出所谓的“裸油价”，只是利用国内民众对于国际零售油价的信息不对称性，玩的一个转移公众视线的把戏。而如今中石化专家又拿出油价赋税和“可比性”做文章，跟别人比要裸着比，跟自己比就要穿上赋税的外衣，“可比性”已经成了垄断企业专家制定双重标准的工具。 “裸油价”的争论已经让国内的成品油价格构成扑朔迷离，现在中石化专家又出尔反尔，我们不禁要问，国内垄断企业的可比性价格到底在哪里？如果公众有条件清晰地看到国内成品油价的价格构成和成本构成，谁会愿意做出这种“不具可比性”的对比呢？垄断企业专家在停止自扇耳光之前，还是别去抱怨别人“误导舆论和消费者”了。 [阅读全文]

对于“裸体官员”来讲，“裸体”的后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裸体”被“看”。如果说这项规定是一种威慑“裸官”的远程打击，那么如何保障所有“裸官”都被发现，则是保障规定效果的近身肉搏。这其中必然牵涉到的便是官员的个人事项申报制度。 然而，官员个人事项申报制度的执行情况并不乐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早于1997年1月31日印发，但“裸体做官”更多的却是出现在这项申报制度出台之后，如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早在他大权独揽的时候，于2002年移民加拿大，可见官员的个人申报，靠弄虚作假是能绕过去的。 这其中的因素很多，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申报制度的违规成本较少。相对于“裸体做官”的后果来讲，虚假申报的后果该是第一违规成本。而这一违规的成本，仅是“给予批评教育、限期改正、责令作出检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等处理”，相对于在官场被边缘化这一违规成本来讲，第一违规成本显得有些弱不禁风。 我们在为“裸体做官”违规成本加大而欣慰的时候，也要看到两个层面的违规成本正处于失衡的局面。如果第一违规成本的关口没有威慑力，那么最终违规成本即便再吓人，也只能当门神用。要想真正用法规和制度设计来规避“裸官”现象，必须依靠加强第一违规成本的权重。 [阅读全文]

长久以来，从社会层面到教育者层面，都对基础性学科显得缺少耐心，学生的学习方向往往指向就业。在浮躁之下，也导致了一些学科的“相对过剩”和“学历贬值”，而在基础学科领域，“耐得住寂寞”却成了最基本的要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障基础学科的建设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当看到“珠峰计划”被入选高校当作吸引优质生源的说辞时，不免为这一出于良好初衷的计划担忧。当初北大推出校长实名推荐制度，也被舆论认为是一种对“钱学森之问”的回答，但最直接的结果，却是其成为了北大在生源争夺中胜出一筹的法宝。 而“珠峰计划”从最开始的低调，到鼓励大学各显神通，没有定式都值得赞扬，看上去要比北大的校长实名推荐靠谱得多。但是，却不要让这一计划私下里成为各个高校争夺生源的工具。高校之于社会的责任在于培养人才，而不在于争夺人才。 [阅读全文]

我国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在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对于西方人的“礼”，我们又常常会感到意外。为何西方人会有这样的礼节？其一，是基于人人平等的基本理念认同，白宫并不会认为我是总统、而你是的哥，便高你一头云云；其二，是市场经济形成的一种文明成果，正如茅于轼曾指出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彼此服务的经济。这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超越了冷冰冰的金钱关系。”而我们认为，这种西方之“礼”，更多地涵盖着一个社会对于服务价值的认同。 然而，一方面受传统的“尊卑”观念影响，另一方面长期受自给自足经济思维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中还普遍缺乏这种对服务价值的认同，以至开始出现一种“稀缺价值观”。偶尔有人对服务员道上一句谢，也显得没有底气，更多的却是对服务从业者的颐指气使和大呼小叫。 或许，有人会说，这个舶来的“礼”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即便我们“无礼”，不一样保持着GDP的高速增长？不然，一个社会对于服务行业的价值认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产业发展，甚至会影响整体经济的可持续性。 可以想见，如果社会缺乏对于服务价值的普遍认同，那么服务行业的发展将永远是“低人一头”。如果我们的服务行业从业者无法接受到来自社会的“礼遇”，他们自然无法建立起自身的职业尊严。如果人们对行业没有认同，我们如何能够想象第三产业的发展呢？ [阅读全文]

说实话，城管的执法环境确实十分复杂，一味地标榜个别执法者有多“文明”，恐怕作用并不大。在此番公开大规模招聘高学历人员的关注中，我们也产生了一个颇为美丽的“幻想”。既然，城管的执法环境的复杂性是不可回避的，为何不能让城管成为民众意愿的反馈者呢？ 如果城管的任务不单纯是机械的执法，而是在民众和行政规章制定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行政规章制定者提供参考的依据和修改的方案。那样，城管便可以不再是民众谋生的“阻挠者”，而是促进他们更好生存的“帮忙人”。“城管”可以开始“管城”了，城管具有政策制定的话语权，并能够成为民生的传达者，不仅是对城管窘境的一种解脱，也是服务型政府转型的应有之意。 [阅读全文]

这种情景，或许是意料之外，但同时也是情理之中。如果说北大当初制定出降30分录取的方式还不够露骨的话，那么，当其将推荐学校圈定在重点中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发现，北大，并不在乎校长的人品、声望对选拔人才的作用，他们惟一关心的只是如何在每年的生源争夺战中胜出。 现实呈现的情景，或许更多的因素在于“校长之困”，他们不知道除了分数，还有什么东西能作为拿得上台面的参考标准。 正是这种长久以来形成的人才参考标准单一化，成为改革的最终阻力，将改革倒逼回了老路。而这种单一参考标准的形成，却是来源于社会上十分普遍的教育功利化。当功利化的教育取向导致人才参考标准惟一，我们的中学校长便已经不再是广阔意义上的教育工作者，学生分数成了他们的“政绩”和“业绩”，校长实名推荐的被架空似乎已经“命中注定”。 可悲的是，我们从来不缺少素质教育的参考平台，“奥数”、“航模”全因被罩上了功利主义的魅影，而屡遭质疑。我们像个精明的商人一样算计着，什么样的“爱好”、“特长”能为我们孩子“加分”，殊不知，“分数”之外的人才参考标准正在被扭曲和挤出，而损失的却是全社会的公平。 功利教育之下，我们眼里容不得孩子“不务正业”，没有对学生个性发展的宽容，对制度的规范也开始锱铢必较，我们又用什么来要求教育者去包容偏才、怪才呢？北大、家长，包括校长自己，哪一个不是教育功利的纵容者呢？人才选拔，或许应该多一些尊重，少一些功利，这才是校长实名推荐最好的生长空间。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