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有理。这是很多批韩派的口号，包括最初的麦田就反复在说这个口号。这就出现一种很搞笑的现象，一帮人在那批韩寒，理由不是因为韩寒做错了什么，仅仅是因为质疑有理。如此荒唐的理论，看上去好眼熟，传说中国曾经有这样一个年代，一些人遭到非人的待遇，被批斗，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做了什么坏事儿，仅仅是因为造反有理。有人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他又没有做错什么。于是大家群情激奋地扯着脖子吼到，你敢说质疑权威是不对的吗？这人不是权威吗？不应该被打倒吗？于是，人们都噤声了。于是，这人在欢呼中被批倒斗臭。令人奇怪的是，谁说质疑存在着天然的正当性？写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后背冒出了一阵冷汗。因为这似乎是一句政治极其不正确的话语，我说出这句话会不会被蹋上千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相信三十多年有人跟我有相同的感受）没错，质疑有可能是一种天然合理的东西，质疑任何东西，这是人的基本权利，是人的思想权，言论权，应该得到保障，不该被剥夺。于是，人们为了争取这个权利，或者说为了证明自己真的有这个权利去质疑一个目标。人们对这项权利如此敏感，以至于完全不顾质疑这个目标到底有什么意义！为了质疑而质疑，与文革时期，为了革命而革命到底有什么本质区别？？？人有质疑的权利和人一定要去质疑一个目标并不能划等号。质疑的权利仅仅是实现人的尊严的一种手段，他本身不应该成为一种目的。人去质疑一个目标首先的理由应该是，这个质疑是有意义的，通过质疑与澄清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公正并富有尊严。这样的质疑才是值得尊重的。是的，质疑有两种，一种仅仅是符合权利的，一种是值得尊重的。一个现代公民，去讨论质疑的权利属性是很奇怪的，因为这不像是应该发生在现代社会的事情，倒很像是发生在专制皇权时代的事情。现代公民，应该思考的是，怎样质疑，质疑谁，质疑什么才能够获得尊重。当每个人都这样去思考，我们这个社会才有可能获得有尊严的公共生活，才能够达成有价值的公共讨论。 [阅读全文]

实名制的初衷是为了个人的行为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方便监管与追查。对紧急避孕药实施实名制，则暗含着“避孕会引发社会问题”的意味，这显然是荒唐的。这样的实名制显然不是在规避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确实，实名制作为一项公共管理手段，如果使用得当确能产生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春运期间火车票的实名制，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黄牛党的泛滥。但同时值得注意的，实名制一方面要给公民带来不少麻烦，在公民隐私方面也要承担一定的风险，非到万不得已，不能随便使用。 近些年来，相继出现各种诸如“菜刀实名制”之类搞笑做法，好像不管什么事情，只要相关部门一拍脑门要大力治理，便可以来场“实名制”。如果出现什么问题都要推给“实名制”来解决，那还要职能部门干嘛呢？更何况买避孕药这种跟公共管理根本不搭边的事情。所以，滥用“实名制”本身就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懒政和不负责任的表现。 [阅读全文]

或许是因为这位北大校长的言论实在有些太过雷人，以至于有论者指出这没准只是周其凤在开一个玩笑罢了。如果真的只是个笑话的话，这也是个蹩脚的笑话，因为实在没人会把王婆卖瓜似的自大当作是一种幽默。更重要的是，这番言论似乎并不仅仅是一个笑话那么简单。 首先，这既不是普通人的说法，也不是酒桌上的闲谈。这是在一个公众场合的演讲，而周其凤校长又是作为教育界的公众人物出现在世人面前。基于这样的场合和身份，公众有理由期待一位北大校长能够对中国教育做出深刻的反思，一方面能够让公众看到一直不算太争气的中国教育有进步的希望，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本应具有的操守。 如果说这仅仅是公众的一厢情愿的话，那么要求一位北大校长能够传达出比较一种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应该不能算是太过分的要求，然而，这点上也是令人失望的。 拿美国教育开玩笑没什么关系，然而对于一所大学而言，不管是培养公民素养还是孕育顶尖科技人才似乎都是比总统人格更加重要的事情。一个大学出几个总统之类的高级官员，最多只能算是教育机构个一个副产品，为何周校长对大学这些最根本的使命视而不见，却独独关心总统质量呢？ 这样的玩笑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就是在这位所谓“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的校长潜意识中，基本的公民素质培养和顶尖科学家、学问大家都不值得称道，唯一值得称道的是，这所大学培养出了什么样的官员——这本身恐怕就是个“一塌糊涂”的教育理念。如果官员能够成为评判教育质量的标准，那教育本身又有何尊严可言呢？或许也能算做是对“钱学森之问”的另一种回答了。 [阅读全文]

这个被称之为“突击花钱”的顽疾由来已久，财政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各级政府在最后一个月花掉了近1.2万亿元，超过全年财政支出金额的1/4。2008年12月，政府的财政支出金额为超过1.5万亿，2009年为两万亿。而今年需要突击花掉的预算甚至相当于瑞士201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颇为讽刺的是，每年各种离谱采购居然都是以“遏制突击花钱”的禁令为开端。实在让人有些怀疑，这到底是禁令还是“冲锋号”？ “突击花钱”现象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财政预算制度，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何公共财政方面的改革不断推进，而离谱的采购还是如此之多，丝毫没有收敛，颇有“年年喊打年年花”之势？完善监督机制、采购者全面公开经费来源和使用用途已经成了老生常谈，为何“专业要求”这样的搪塞和天价采购还是会大行其道？ 中科院相关人员的一句话，“如果大家有质疑，可以去中央政府采购网进行查询，那里的价格都是公示的”，特别值得注意。确实，在近些年的政府采购上，这是一个可喜的变化，去年被发现的几例问题政府采购，也几乎都是在公示中被揪出来的。 然而，公示已经如此普遍的被执行，为何依旧有人敢于将如此离谱的采购项目公示出来？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揪出来吗？这或许正是问题的实质所在——他们不怕。被发现了，大不了就是搪塞一番，再大不了就是撤销采购，没有官员会为此而承担责任，受到处理。也就是说，公示本身是没有威慑力的，这显然是“突击花钱”无法得到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喊打”仅仅是吊吊嗓子而已，从没见过谁真挨打，那就只能一直重复“狼来了”的故事了。 [阅读全文]

当然，出于对行业现状的把握和执行方面的考虑，行业协会和大企业理应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将新国标的起草和牵头都交由大企业来做，这显然已经不是话语权的问题，而更像是授予了他们话语垄断权。有参与乳制品标准制定的专家透露，最终标准公布时两个重要的指标更改，专家方面竟然不知情，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国标的标准设定中的利益博弈还很不充分，至少专家方面的意见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不该被忽略地是，国标首先应该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以新国标的制定过程理应是多方利益充分博弈的结果，专家、企业甚至普通消费者都应该占有一定的话语权，而不应该被其中任意一方所垄断。在涉及到公共利益的话题上，这种议事原则应该得到普遍地贯彻。一项标准能够被称之为国标，就代表着这项标准是由国家来保证各方利益得到实现从而制定出来的，而不仅仅是几家大企业的利益体现。如何在公共讨论中保障各方的利益，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职责也是不可回避的课题。如果仅仅单纯图省事或者大企业财大气粗就由他们来自定标准，那最终所谓的“国标”难免会沦为行业巨头们过家家的游戏，最终丧失其应有的公共属性。 [阅读全文]

国内的收费项目并不少见，但“投票费”可确实是够新鲜的。如果投票也需要付费的话，那还能叫投票吗？恐怕只能叫做“买票”了。对于如此荒唐的收费行为，几乎已经不能指望听到什么像样的解释了，别说什么防止刷票保障公平公正，刷票不公正，买票就公正吗？然而，这还不是最不堪的辩解理由，更让人大跌眼镜地是，活动组委会居然宣称“这也是国内的通用作法”。 这是一句多么“耳熟能详”的借口啊！每当我们遭遇到难以理解的收费项目，“通用作法”几乎成了万能灵药。如果投票收费都能叫做“通用作法”的话，那实在是太疯狂了。然而，若我们换一个思路去想，这还真是个“通用作法”——“通用”的不是投票收费，而是时下的收费乱象。 如今，很多人感慨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收费的时代”，明明是义务教育，人们却要面对择校费，出趟远门走在大马路上，要交路桥费、高速费，不管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到处都伸来要钱的手，好像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欠好多钱一样。 当然，每个收费项目背后都会有一个或是冠冕堂皇或是不知所云的理由，这或许便是收费乱象最后的遮羞布。但最近的新闻似乎在告诉我们，很多收费项目似乎开始连最基本的脸面都不顾及了。前几日，有新闻爆出广西一条烂泥路都要收费，而且还号称“优化了通行的环境”；如今，连投票都被列入到收费清单之中，足可见收费的随意性已经被演绎到了何等地步。 [阅读全文]

每到旅游黄金周时，各大景点涨价的消息便会纷至沓来，以至于人们现在讨论的不再是这些景点的收费到底是不是合理，人们能够关注的仅仅是涨得是多还是少。其实，很多景点本身就不应该收费，或者应该仅收取极少的象征性费用，尤其是那些能够传达人文价值的景点，包括博物馆、纪念馆、名人故居等等。这些景点不该成为牟利的工具，因为它们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 然而，在旅游开发上，这些能够传达人文价值的景点往往经历着两种极端的遭遇，要么被弃之不管，得不到应有的维护，要么便是门票极其高昂，让不少国人因为门票的因素而驻足门外。这两种遭遇都反映了我们在人文景点维护上公益性的欠缺。必须强调的是，国家对人文景点进行公益性的维护，并收取较少的费用，这是为国民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方式。 很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做法很有借鉴价值。日本物价虽然昂贵，但旅游景点的门票却相对便宜。而且，日本多数旅游景点是不收费的，即使部分历史文化古迹和世界文化遗产等景点实行收费制，但与日本人的收入相比，完全是象征性的。东京虽然寸土寸金，但市中心依然有不少规模相当大的免费公园。日本天皇居住的皇宫还特意辟出一半左右，作为公园免费向游客开放。 这种将旅游景点公益化的趋势，显然能够让民众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内涵，而不是每到旅游季就陷于景点涨价的焦虑之中。景点收费是否合理，不仅仅是多少钱的问题，而是代表了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意识，也是我们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所必须注意到的一个微观细节。 [阅读全文]

为什么是“慈孝文化”，而不是“孝道文化”？有句老话说得好“父慈子孝”，孝道没法脱离社会道德环境而孤立存在。一个人孝道观念的建立首先来自于父母的言传身教，有赖于家庭和社会给孩子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孝道和其他所有道德一样，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可通过简单传授就能掌握的“技能”。如果社会环境不能提供有力的支撑，指望培训4岁至6岁孩子就能收获孝子显然是很天真的想法。换句话说，虽然孝道的表现是孝子，但绝不是单纯对孩子开展个所谓的“孝道文化普及教育”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解决问题倒还好说，真正让“孝子工程”沦为“笑话工程”的地方在于，号称五年时间培养出百万孝子这种过于功利的思维。其实，如今社会道德所存在的问题很大一部分正是来源于社会上过于泛滥的功利思维。有些人乐于在面对一切问题时设定时间、结果、量化指标，然后进行程序化、模式化的批量生产。我们承认这样的方式能够解决不少问题，但这样的思维显然对于强化社会的道德是毫无用处的。把量化指标和社会道德生拉硬拽地绑架到一起，指望能够产生“孝子”不大可能，产生出“笑话”还是有可能的。我们不妨设想：五年后如何才能鉴别，他们是不是培养出了百万孝子呢？我们能想到的鉴别方法只有这样两种，其一，对所有接受培训的孩子们进行一场“孝道文化考试”，如果他们都及格了，那就是完成了——这显然是极其可笑的。其二，中国伦理学会对外宣称我们确实培养了百万孝子，至于他们凭什么敢这么宣称，大家也只能心照不宣了。 [阅读全文]

或许，在中国人民大学看来，能够给农村地区提供的政策倾斜并希望这些有限的名额能够使那些最需要的人受惠。于是，就人为设定了这样一个条件，但问题在于这种查“三代”的方式，能作为判断谁是最需要照顾的学生的标准吗？就像列夫·托尔斯泰所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同样，享受较多教育资源的学生都是相似的，缺少教育资源的孩子们可能各有各的情况。人为去设定这条标准，显然是“挂一漏万”的做法。另一方面，这种查“三代”的考察方式也确实是不公平的，试想，同样是寒门学习，同样学习优秀，仅仅因为自己家里出过大学生，就无法得到应有的制度倾斜，这对学生们来讲公平吗？毕竟，家里出过大学生又不是什么过错。中国人民大学的自主招生方案恐怕有些过于一厢情愿了。这项政策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对教育不发达地区进行政策补偿上的，而不是家里有没有过大学生。所以，农村地区的学生应该同等地享有被补偿的权利。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大学在自主招生的时候在区域、阶层方面有所限制无可厚非，但是已经是“最小受惠者”的农村地区学生之间就不应该再有所区分了，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个颇有出身论嫌疑的区分方式。现代社会的转型应该是从身份向契约的转型，中国人民大学不至于不懂这个道理，给出这样的条件限制，未必是想惟出身是从。然而，如今的大学能够拿出的此类政策倾斜，相对于应该得到补偿的教育弱势人群来讲，实在有些捉襟见肘。这一方面需要更多的高校承担起招收“寒门学子”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在平衡教育资源上作出进一步努力，这才能从更大意义上实现社会公平。 [阅读全文]

在别人身处危难时，有多少人愿意选择“出手相助”，是评价社会道德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尺。如果说路人的冷漠让人心寒，讹诈者的作为显然也不能不作为讨伐对象。然而，当我们把冷漠和讹诈并列放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的道德图景显然是令人失望的。在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状——每个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都要去考虑别人会不会对他冷漠，而当每个人有机会帮助别人的时候，却要顾及别人会不会对他讹诈。这样的道德现状，最终带来的将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理由去进行愤世嫉俗的抱怨，但他们却没机会拥有帮助他人的欣慰与被人关爱的温暖，也失去了在一个社会中生活最基本的安全感。换句话说，这样的生活是没有尊严的，也是不体面的。关于有尊严的生活来自于什么，有很多种说法，有人说来自于物资上的富足，也有人说来自于充足的公共产品和制度保障。这些说法都没有错，然而，如今更该受到关注的是，有尊严的生活同样来自于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是良好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一些人来说，或许他们在财富上是富有的，但在一个道德水平低下的社会中，他们也可能会遇到在路边跌倒无人搀扶的情况，也会遭遇花钱也无法买来一顿令人放心的饭菜的窘境，财富上的富足无法给他们带来真正体面的生活。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