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学校，即便不用罚款相逼，恐怕国家的资金投入也难逃被走过场的命运，孩子们最终也要面对发臭的豌豆。尽管如此，用罚款逼着孩子吃臭豌豆，至少是把罚款演绎到了至高境界。其实，学校要是就想逼着学生把臭豌豆吃下去，自然会想出很多办法，选择用罚款相逼何尝不是一种下意识的选择。有趣的是，不管是孩子们还是成人，也不管面对什么无厘头的罚款，人们已经很习惯了。有些权力的人，即便不是公权力，也很喜欢拿出罚款来吓唬人。比如有些学校就用罚款来管理学生，上课迟到一次，罚款10元；升旗仪式缺席一次，罚款10元。还有的学校干脆“整存零取”搞个“不听话押金”，如果小孩在校违纪，押金将会被逐一扣罚。更有甚者，有的公司里因为员工在例会上放了一个屁就要罚款50元。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用罚款的方式能不能管得了学生不守纪律和开会的时候放屁，而在于作为一个学校或者公司有什么权力对自己的学生和员工罚款？其实，罚款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它是剥夺一个人的财产的方式，不是谁罚都可以，也不是想怎么罚都可以了，不管是理由还是程序上都该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然而现实中，罚款如此常见，甚至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基本上是“想罚就罚”不必讲什么法律依据，学校可以罚学生，公司可以罚职员，甚至还有店家可以罚顾客的，讲的就是我比你的权力大，或者仅仅是你不得不听我的，我就可以罚你。 [阅读全文]

区别体现在一些细节中，第一个细节是法治观念，在行动之前，潘琦首先做的是了解法律，并将法律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首要依据；第二个是理性观念，不轻信，不盲从，不道听途说，而是亲自走上街头去调查事件的来龙去脉；最后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观念便是合作，正像潘琦在调查中所体验到的一样，当你以温和理性的态度与人沟通，结果总是好过充满敌意的诘问。所以她在整个过程中一直用解决问题的心态来面对这个事件。 当这些观念从一个人的行为细节中被凸显的时候，我们似乎不能再将她的行为称作一种“质疑”了，即便是在前面加上种种形容词也不恰当。其实，潘琦的行动更像是现代公民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参与，而且具有着教科书一样的示范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公共决策的态度有时会走向两端，当公共决策侵犯到了自己的具体利益，跳楼跳桥者有之，以死相逼者有之，近日甚至拦飞机者也有之，往往容易走向偏激的一端。而当公共决策与自己的关系不大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往往只局限于发牢骚和抱怨。抱怨是一件相对轻松的选择，行动的成本也较低，但这种口头上的风暴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公共生活，甚至会让彼此之间的敌意与不信任互相传染。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一种更好的公共生活，关注公共利益，不偏激，不盲从，不犬儒，有什么事情以合作的态度坐下来谈谈。政府部门也有义务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迎接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当这种良性的互动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也许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样不可理喻。 [阅读全文]

如今，凶手已经被警方控制，毫无疑问，他必须面对法律的审判，法律也应该给行凶者以应有的惩戒。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解决此种恶性事件，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由公安和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而且，在法治社会里，“严打”这种措辞和说法是需要商榷的。 事实上，在法律中本就不该有“严打”还是不“严打”之说，也不存在“打击残害医务人员的罪行”和打击其他罪行的区别，只要是触犯了法律，就理应依照相关条文进行依法惩戒。这才是一个法治社会应有的思维方式，不管面对多么恶性的事件，要求“严打”便是在潜意识中将其他意志凌驾在了法律之上，依旧是一种人治的思维方式。 公民的权利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同样需要得到保护和尊重。既然有“严打”之说，那也就难免存在某些犯罪嫌疑人的遭遇，比其他人的遭遇更“严厉”的现象，本质上说这也是一种不公平。正确的做法是，法律是怎么规定的，就怎么去执行，执行者不该有太多取舍的空间，从而按照自己的喜好和需要执法，而其他政府部门更不该对执行者指手画脚，更别说发号施令。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影响司法的行为，而执法部门也存在适用法律不准确或过度的问题，“严打” 之类措辞是一种，各地不时出现的公审公判则是另一种。在法治社会，做一个决定或处理一件事，首先需要考量的就是是否合乎法律的要求和法律的精神。 公民有义务去相信法律的权威，政府部门更应该成为信仰法律的表率。恶性事件的伤害已经造成，那么在处理恶性事件时，就尤其必须坚守法律，这是对违法者最好的惩戒，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好的表率。 [阅读全文]

“替谁说话”的言辞一经曝光，就有官员出来为其开脱称逯军此言属个人言行，组织部也管不了。接下来的处理也挺低调，直到去年才有媒体爆出，“被免职的郑州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军在9个月后就上班，分管后勤，职务不变。”当问及为何没有向媒体通报，当地给出的回复竟然是“媒体没有再问这个事情”。 这样的处理结果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它很容易给人带来这样的印象，这本来就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完全可以不了了之。既然始作俑者都能相安无事，后来者自然层出不穷。可以说，只有“前车”，没有“之鉴”，就算非要“鉴”一下，也很容易把“后车”给拐沟里面去。 不管是“替谁说话”，还是“为谁服务”，对于一个官员来讲，如此质问本应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而能够问得出这样话的官员，倒觉得这是“官威”的一种体现。不管这位官员想“为谁服务”，这个观念不转变过来显然不能称之为一个合格的官员。这些不合格的官员还能官复原职，谁又会彻底反思自己的理念呢？ 笔者认识一对爱吵架的小夫妻，他们都为互相争吵而苦恼不已，在笔者听过他们不厌其烦地讲述后，最大的感慨是，他们的架都白吵了，因为他们从不会因为吵架做出反思，在他们看来那就只是吵架而已，并不是自己需要做出改变的地方。同样，如果只把“替谁服务”当作一句雷语，而不是能够决定官员去留的大问题，那要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才开始转变理念呢？ 其实，对于个别官员而言，缺少的并不是反思执政理念的契机，而是真刀真枪的处理结果带来的震动。归根结底，正因为太多的“雷语”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才有了“替谁说话”的重现江湖。 [阅读全文]

这种自我曝光试的举措，可以说是一种比较高明的应对方式。 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当地不刊登这条新闻会有怎样的后果。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总会有小道消息流传出来。既然是小道消息，就定然不会完全忠于事实，而是会添油加醋地演绎一番，因为缺少权威渠道的声音，这些谣言又会给民众带来种种猜想，也会给当地政府部门的威信带来不小的伤害。 所以，越是对于敏感的事件，越是应该让消息走“大道”，而不是成为“小道消息”。因为到了那时，当地的舆情应对就会彻底处于被动了。当地若出来澄清，就必须面对“事情已经发生这么久，为何才公布”的质疑，若当地想息事宁人，一味否认，那无异于在丑闻上再加上一条更大的丑闻。如今当地主动把这条新闻曝光出来，显然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对于事件的进展、定性和诠释，都具有主动权，另一方面，因为有相关部门的发声，民众也会感到安心一些。 “登报找副局长”的做法很容易让人想起一些西方政治家处理危机的手法。人们会发现，每当临近选举，便会有一些政治家自爆一些诸如“婚外情”之类的家丑，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这么做的原因。其实，这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因为他们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与其在敏感期被媒体发现大做文章，倒不如自己主动引爆新闻，不但能在诠释上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而且还能给民众留下消化丑闻的时间，不至于影响选举。所以这种行为被形象地称之为“自我拆弹”。 对于政治家是如此，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也是同样的道理，与其一味“捂盖子”“遮家丑”到不如“自我拆弹”用公开和透明让危机化解于主动公开。 [阅读全文]

所以说，警察受点委屈恰说明普通公民的权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警察不受委屈，只有在警察拥有的无限权力，让民众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而如今，却有越来越多警察受委屈的事例出现，甚至还要颁个奖鼓励警察承受委屈，这恰是法治进步的一种体现。当然，尽管如此，警察所受的“委屈”也该是有限度的，如果涉及到人身伤害等触犯法律的“委屈”，自然应该由法律进行惩处。 警察也是人，任何人受了委屈都要有个说理的地方，即便是有限度的委屈，如果得不到疏导也很有可能成为定时炸弹。设个“委屈奖”显然有利于警务工作者通过理性的途径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个人的极端行为来保障自己不受委屈，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们倒是希望，越来越多的警察遇到委屈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去领“委屈奖”，而不是因为委屈的情绪得不到纾解，而做出一些不够理性的行为。 [阅读全文]

大学生淘粪工也好，硕士城管也罢，他们并不讳言自己选择这份工作的理由，稳定，有事业编制，或者有机会进入到体制内。这样的理由看上去不是在选择一份工作而是在挑选一个饭碗。必须承认的是，从饭碗需求上讲，城管即便不能算做是铁饭碗，也算是相对好的一份差事。但是，当人们去选择一份工作的时候，他所选择的并不仅仅是一种谋生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一个人所选择的生活，是否有助于自我价值的实现，是否能够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在饭碗和现实挤压下，被考虑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对于饭碗的需求本质上仅仅能够满足生理和安全的需求，当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群将饭碗作为首要选择目标时，不能不说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悲哀。当然，人们有权利去选择饭碗，但是择业理念应该是与当今的社会阶段相契合的。如果我们处在一个温饱是第一需求的时代，人们选择碗饭不该受到任何诟病，而在物质已经相对丰富的时代，仍然有如此多的人依旧将饭碗作为第一参考标准，似乎也说明获得尊重与谋求体面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讲还仅仅是个传说。 [阅读全文]

如果选拔过程依旧由教育部门来主持和决定，虽然冠有“公开”的帽子，与以往的上级部门决定没有本质的区别，选出来的多半会是“真官员”和“伪校长”。 对于这个疑问，官方透露出的信息有些暧昧，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一方面强调，“不是按照官员的标准来选校长，而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来选”，另一方面又说，“这属于在更大范围里选择哪个人为校长的问题，而选择的过程仍要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进行。”按照选校长的标准，使用的却是选官员的方式，改革将会更进一步柳暗花明，还是原地踏步“在体制内转圈”，在操作上有着不小的操作空间。 相关方面不想操之过急可以理解，但这样的操作空间却是来自于两种互相对立的逻辑。既然要“公选校长”，首先就应该保障教授和学者拥有了足够的话语权。这不但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学术和高校的自主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操作方式更加符合去行政化的思维逻辑。 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经有些年头了，但实质性的进展却不算多，以至于有些论者担心去行政化的改革会沦为一种口号。其实，真正能够考量去行政化决心的并不是提出了怎样宏大的目标，而在于改革进程中，哪怕是再小的事情也要按照去行政化的逻辑来操作。去行政化不该仅仅成为一个目标，而该成为指导高校改革每一步的思维逻辑。 [阅读全文]

三亚当地有媒体在头版用大标题喊话“罗迪，请你站出来”——这是一句意味复杂的喊话。若当地是查处宰客商家心切，仅是请求当事人出面合作，也算说得过去。然而，联系到当地的表态，不难看出这句喊话远非“出面合作”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不友善的意味，令人后背发凉。 对“春节宰客”事件的查处还没有结果，就忙称有人“对三亚恶意攻击”，这多少有些有罪推定的意思，如果所有举报人都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恶意攻击”，恐怕再不会有人去投诉举报了，甚至连在网上发发牢骚都成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更何况，三亚旅游宰客问题频发，坊间早有诟病，并非是从今年才有，而且也不是仅有这一个特例，消费者有着普遍的怨气。如此抓住一个个例不放意欲何为？罗迪如果不站出来，宰客问题就无法调查？非也，罗迪发完微博之后，央视等媒体采访到很多遭遇宰客的游客，当地非要纠缠于罗迪是否站出来，岂不是对其他已经“站出来”的游客装作视而不见。 事实上，在揭发三亚旅游服务质量问题上，罗迪已经站出来发微博了，可谓“路见不平一声吼”，然而这“一声吼”带来的不是三亚方面的反躬自省，而是寒意逼人的“追究责任”。面对如此不友好的召唤，罗迪当然有权利选择不再站出来。值得追问的倒是，此时谁更应该站出来？答案再明显不过，应该站出来的是三亚的“有关部门”。 [阅读全文]

相对于“贫困县”值得热烈庆祝可笑，贫困县还需要“争取”，才真正令人感到费解。然而，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尽人皆知的“潜规则”，之前网络上就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你们这么穷为啥不申请贫困县？因为太穷了申请不起。这虽然是种调侃，但也暗示着贫困县在评选上或许并不足够公正，而是存在着巨大的操作空间。去年曾报道某些地方集百强县与贫困县于一身，一边伸手要扶植，一边张嘴喊政绩。可见，在一些地方看来，贫困县不仅仅是个帽子，更是一块肥肉，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扭曲了贫困县的本意。对于贫困县的“争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一个在美国很常见的政治名词——“猪肉桶政治”。这个名词通常是指在政界议员在国会制订拨款法时，将钱拨给自己的州(选区)或自己特别热心的某个具体项目的做法。“猪肉桶政治”的最大危害在于，一方面某些地方因为官员的政治运作获得了过于的利益，甚至重复建设，而那些真正需要拨款和扶植的地方却被遗漏了，最终受到伤害的只能是公共利益。如今的“贫困县”评选背后也隐约暗藏着一些公正之忧，如果一些事实上并非是最需要扶植的地区，仅仅因为努力争取就获得“贫困县”称号，受到最大伤害的只能是那些真正贫困地区百姓的利益。 [阅读全文]